北京大學第一醫院（以下簡稱北大醫院）兒科主任姜玉武至今還記得，他給一個普通患者很認真地看完病以后，這位患者又拿出了10個在不同醫院看過的病歷本對他說：“姜大夫，您說的和一個大夫說的一樣，但是和另外幾個大夫都不一樣，我應該相信誰？”姜玉武感慨道：“在兒科，這種浪費資源的現象非常嚴重，一個病人反復看10位醫生，就意味著他占用了其他9個病人的醫生資源。”
2016年11月，第十屆中國醫院院長年會上發布的《中國兒科資源現狀白皮書》顯示，我國兒科醫生缺口達86042名。姜玉武表示，“我國的兒科醫生跟患兒的比例相對較低，平均每千人有約0.5個兒科醫生，但是發達國家一般都達到每千人約1.5個兒科醫生的水平。”
盤活現有兒科醫生的資源可以應急
2016年，教育部、國家衛生計生委支持中國醫科大學、重慶醫科大學等8所高校恢復兒科專業。今年，包括首都醫科大學、西南醫科大學、南京醫科大學、南方醫科大學等20所高校都新增了兒科醫學本科專業的設置，西南醫科大學今年計劃招收70名兒科專業方向的學生。
1999年，我國各大醫學院校不再直接招收兒科本科生，變為研究生階段才細分出兒科專業。由于兒科醫生職業風險高、薪酬待遇低，研究生畢業后選擇去兒科的比例很低，從1999年到2015年，全國兒科醫生僅增加了5000名。
未來，國家將擴大兒科醫學招生規模，到2020年，每個省至少有1所高校舉辦兒科學本科層次專業教育。
“從醫學院設立兒科醫學系，到第一批5年的本科生畢業，再進行3年的規范化培訓正式步入兒科崗位，最快也要8年，但是病人不能等。”姜玉武認為，其實“兒科荒”有很多水分，“如果能加強分級診療，盤活現有兒科醫生的資源，就可以大大緩解目前各大公立醫院兒科繁忙甚至擁擠的狀況。”姜玉武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沒有特別合理地使用現有的、很珍貴的兒科醫生資源。”姜玉武說，“現在所謂的‘兒科荒’是指一些專科的疑難雜癥看病難，而有實力診治這些疑難雜癥的專家、教授卻不得不花大量時間看一些規培畢業生（相當于醫學生畢業3年——記者注）就可以治療的病，那么勢必會耽誤這些專家診治疑難雜癥的時間。”北大醫院兒科副主任醫師齊建光曾在本院的普通兒科門診做過調查，調查顯示60.2%患兒的疾病都可以在初級醫療機構就診，并得到適合的治療，不需要到三甲醫院。
因此，我國目前所推行的分級診療措施對于緩解“兒科荒”具有重要意義。
齊建光曾經在云南進行了一次兒科醫師的培訓，據她介紹，彌渡縣作為一個擁有30萬人口的縣城，只有11名兒科醫生，而在醫療資源最為集中的縣醫院，去年才剛剛開始有兒科門診。
基層醫療結構兒科接診能力的嚴重不足，逼著患者家長即使孩子是小病也要去三甲醫院就診，使得有兒科設置的三甲醫院兒科診室人滿為患成為常態。
如何提高基層全科醫生接診兒童患者的積極性
北大醫院的兒科作為北京市第一批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兒科專業培訓基地之一（另外兩家是北京兒童醫院和首都兒科研究所），現在會對輪轉的全科醫生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兒科培訓。
齊建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一個合格的全科醫生需要可以診療常見病，會識別危急重癥，同時還有能力初步處理危急重癥。”
“目前，社區全科醫生接診兒童病人和不接診兒童病人的收入是沒有變化的，但是多看一位兒童病人意味著醫生增加了付出和風險，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因此，大部分全科醫生對看兒科病人（這件事），沒有很高的積極性。”齊建光解釋說。
針對很多全科醫生認為自己沒有能力接診兒科病人的現狀，齊建光等北大醫院的兒科專家也專門組織了項目對全科醫生進行培訓，但是也許是因為沒有相關的激勵機制，齊建光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全科醫生們的積極性并不是特別高。”
姜玉武認為，政策對社區全科醫生或者鄉村醫生的扶持應該通過競爭機制，根據其簽約服務的人群數量和服務的最終質量來實現。他介紹道，比如美國的社區醫生每月并不領取固定工資，因為一個社區醫生服務的好壞可以通過簽約病人的人數反映出來，醫生口碑好、技術過關、服務熱情，簽約的人數多，所服務的對象健康水平高，往大醫院轉診少，那么他的薪酬也會相應增多。
此外，在姜玉武看來，加強各級醫生的分級培訓，尤其是基層醫生的培訓，盡快提升各級醫生、尤其是基層醫生水平，是緩解看病難的最關鍵點——也就是分級診療體系中基層醫生能接得住。由于政府的繼續教育資源、能力尚不足以完成所有的培訓任務，因此，充分發揮企業以及來自各種社會力量、資源舉辦各級醫生培訓和交流活動，是重要的補充。相關部門可以在加強監管的前提下，充分利用這些資源，加快各級醫生的水平提升，而不應該過度限制。（來源：醫藥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