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藥公司將采取什么措施來減輕藥物定價帶來的負擔？最近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闡述了制藥公司所面臨的定價格局、緊張局面和定價難題。
該報告顯示，美國在處方藥上每年人均支出為1112美元，居全球首位，比位居第二的鄰國加拿大高出大約1/3（772美元），德國（741美元）、法國（646美元）和西班牙（547美元）分列3、4、5名。
處方藥人均支出的增速并沒有明顯放緩的跡象。根據這則報告，2012-2015年，美國品牌處方藥價格的增長率達到了兩位數，2016年的漲幅超過了9%。
可變因素太多，對于藥物定價來說，不大可能存在明確、簡便、快捷的解決方案。在服用最新藥物和支付的藥物價格之間權衡一下，便知定價的難處所在：政府目前擁有仍在執行的保險計劃，制藥商推出昂貴的突破性藥物，有關折扣的辯論仍在持續，現有藥物的價格在上漲，患者更加廣泛地面對自付費和共付費增長后的藥物價格。
近些年來，盡管辯論已經非常公開化，但是在美國藥品定價是個由來已久的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期，藥物的花費是一個熱門的政治話題，僅僅在2003-2004年期間，大約有45個相關議案提交到國會。在專利懸崖期間，更加便宜的仿制藥涌入市場，藥物開支減少，定價困難得到緩解。
但是在2013年，開創性新藥的推出和現有藥物價格的上漲促使藥物開支有所增加，隨之定價丑聞接踵而至：從圖靈制藥（Turing Pharmaceuticals）和馬丁·什克雷利（Martin Shkreli）將達拉匹林（Daraprim）的價格大幅抬高，到瓦蘭特（Valeant）不斷地實施買進藥物并抬高價格的行動，再到邁蘭（Mylan）抬高EpiPen價格的事件等等。
不久前醫藥行業顧問鮑勃·歐利希（Bob Ehrlich）針對定價問題是否會繼續存在下去做出了回應。在博客“DTC視角”中，歐利希寫道，“目前看來，醫療保健費用高昂之責很可能會落在大家都稱心如意的替罪羊——制藥公司身上。大家都知道，如果那些牟取暴利的制藥商以稍微高于成本價出售救命藥的話，那么醫療保健的費用將會大大降低。”
歐利希直言，國會中多數人都知道，這一情況并非屬實，但是又能如何呢？這聽起來是合理的，而且會為醫療保健價格談判、藥品再進口、縮短專利期限、限制討厭的DTC廣告提供支持。（來源：醫藥網）
